“環保低碳已經走入了深水區,不再只是概念,而是需要確實的依據。”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社會責任辦公室副主任兼可持續發展項目主任胡柯華告訴第一財經,如今企業的意愿已經比較強了,如何推動供應鏈減排,又能和消費者進行溝通、引導消費,對于品牌商而言,碳標簽是合適的切入點,也是直接觸達消費端的重要一環。
減排的自愿性和主動性之外,歐盟將于2023年對部分進口商品征收碳邊境調節稅的決議,也倒逼著中國企業為打破外貿碳壁壘提前做好準備。
英國低碳咨詢公司碳信托(Carbon Trust)中國區總經理趙立建對第一財經表示,歐盟的碳邊境稅是把產品的碳足跡作為考量的因素,因此提供產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跡信息,以標簽或其他形式去體現,是打破外貿碳壁壘的前提和基礎。
隨著碳標簽在發達國家逐漸流行,中國品牌的碳標簽也開始起步并加速。
有多少產品用了碳標簽
趙立建在這兩年感受到了國內碳市場的爆發,“過去我們的工作還屬于偏冷門的,現在各行各業都在關注,我們也接到了和以往相比明顯增加的業務咨詢”。
與之對應的,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加速涌入碳中和的行列。最近的幾個月里,我國在紡織服裝、日用消費品以及電器制造等多個行業的多個產品已開始推進碳標簽的工作。
8月30日,江蘇博亞照明電器有限公司與江蘇開元太陽能照明有限公司拿到了產品碳標簽評價證書。兩家的路燈產品均獲得了正規的碳標簽,為他們參與國際低碳經濟競爭增加了底氣。
8月25日,廣州市藍月亮實業有限公司獲得了中國建材檢驗認證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頒發的碳標簽評價證書,旗下衛諾香氛潔廁液、寶寶專用洗衣液等6款不同規格產品擁有了碳標簽。這也是廣州市的首個案例,當時廣州根據“生產終端產品、出口量大和業內知名”的原則,選定了7家企業開展產品碳標簽試點評價。
7月17日,中國電子節能技術協會向TCL頒發了國內首張電器產品的碳標簽評價證書,標志著“碳標簽”正式賦能中國電器行業。
6月1日,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啟動了“中國時尚品牌氣候創新碳中和加速計劃”,將篩選一批中國紡織服裝行業競爭力500強企業優先支持30家重點品牌企業和60家重點制造企業開展氣候創新行動,其中就包括:在12個月內開展公司碳排放基線測量工作,制定并執行氣候行動規劃;開展紡織品全生命周期測評工作,引領低碳產品開發和應用等。
胡柯華表示,目前已有太平鳥、愛慕兒童和伊芙麗三家企業發布了旗下部分產品的碳足跡測評。這些數據由LCAplus系統進行計算、報告生成,符合PAS 2050和ISO 14067標準的要求。
不過,胡柯華坦言,這些碳標簽目前還主要是電子版的報告,接下來品牌會嘗試使用標簽來顯示產品碳足跡結果或二維碼,讓消費者可以直接獲得。與此同時,目前產品的碳足跡也只覆蓋了從原材料到成品的階段,即“從搖籃到大門”,還沒有覆蓋從消費端到回收甚至再生的全生命周期,即“從搖籃到墳墓”,甚至“從搖籃到搖籃”,這是一個逐步實現的過程。
碳標簽如何帶來經濟效益
碳信托公司開發了國際上最早的產品碳足跡標準及碳標簽體系。關于碳標簽的意義,趙立建認為主要有三個部分:
首先,從消費者的購買角度來說,消費者能通過碳標簽看到產品的碳排放信息,就可以做出更低碳的購買選擇,從而倒逼企業的低碳行為。
第二,從綠色供應鏈的角度來說,以碳標簽形式公開的碳足跡,會讓越來越多的企業在采購時更關注采購產品的碳排放信息,也會更青睞有碳減排意識的合作者,從而降低產品整個價值鏈的碳排放。那么,不只是成品端的碳標簽,品牌商和企業也會要求供應商去提供碳排放的數據,從而促進供應鏈端減排。
第三,覆蓋產品全生命周期的碳標簽,也會為政府的政策和決策提供科學的參考,讓政府在采購時選擇更多的低碳產品,并給低碳產品提供更精準的優惠政策。
“讓企業看到產品的碳足跡信息,并進行生態分析了解供應鏈過程的碳排放權重,可以更有針對性地設定優先級進行改進。”胡柯華表示,有些環節看起來可能比例不大,但一點點小的改進就能給企業帶來立竿見影的正向效益。
對企業而言,除了打破外貿碳壁壘外,這些以碳標簽為形式之一、同時傳導到供應鏈和消費市場的碳足跡數據,也將讓企業收獲更多國內的生意。
“碳稅更多還是被用在國際貿易端,中國已經有碳交易市場了,不太會在國內推出碳稅。”中華環保聯合會綠色循環普惠專委會秘書長蔣南青告訴第一財經,雖然歐盟在進口國上很難找到中國的替代,但就企業而言,“你可能會被更有綠色競爭力的中國企業替代,所以這也是一個商機”。
推廣碳標簽面臨哪些挑戰
推廣碳標簽不乏動力,但并非沒有挑戰。
一家在歐洲市場上較早給產品貼上碳標簽的食品生產商告訴第一財經,企業也想在中國推進碳標簽,但目前供應鏈的碳足跡數據、計算方法,以及能核證的第三方資質還不夠成熟。另外,即使有了數據,能否把碳標簽放在產品包裝上呈現,相關法律法規也尚不健全,“太新了,還有很多不明確的地方”。
“在紡織服裝領域,碳足跡不是新鮮事,但過去缺乏真實可靠的數據,在某些環節也可能是片段性的,企業并不知道怎么給數據參與。品牌商此前也嘗試做過相應計算,但即便做出來也是模擬數據。”胡柯華表示,上游的數據獲取是一大挑戰,近兩年來,企業的數字化管理能力有了較大提升,數據的有效性和企業參與度都顯著增強,才讓碳足跡數據計算變得可行。
在趙立建看來,碳標簽涉及產品的整個生命周期,從原材料到運輸,再到消費使用和廢棄回收,所有環節的數據收集和計算能力均存在較大的挑戰,但國內對碳排放的重視以及越來越多企業開始核算自身的碳排放,讓產品碳足跡分析和碳標簽工作擁有了更加有利的條件。
蔣南青提出,要把產品的碳足跡做成標簽,不僅需要一個基線標準,而且還需要第三方的核證,才能形成具有公信力和可信度的標簽。基線標準也就是整個行業或同類產品的平均碳排放水平,以作為一個參照物,“這需要有行業的大量數據,并且結合調研和分析去做出一些標準,是需要花時間的”。
“英國企業最早做碳標簽時,做的也是碳足跡,即碳排放的數字。但很多消費者不一定理解這個數字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產品排放這些二氧化碳當量是多還是少,對消費選擇沒有意義。”趙立建說,后來,碳信托的碳標簽經過了進化,現在共有3種標簽,一是測算碳足跡和碳排放量多少,以表明企業已在關注碳排放;二是減碳標簽,也就是產品現在的碳排量和以前相比,減少了多少;三是碳中和標簽,即減排后還剩下的碳排放,通過購買碳抵消額度來中和的情況。
趙立建表示,中國企業已經開始關注產品碳足跡和碳標簽,但畢竟剛剛起步,在統一標準、消費者溝通、第三方核證以避免“漂綠”等方面還有不少改善的空間。
蔣南青認為,對企業來說,僅僅披露碳足跡也可能會有些顧忌,畢竟生產越多排放量越大,可能涉及的碳成本會更高,也會讓主動公開的企業變得被動。如果是展示碳減排的標簽,鼓勵企業利用再生和減排技術,才能對企業和消費者產生正向的引導意義。
“隨著信息技術的普及,把碳足跡和碳減排的計算做得更高效,中國是有機會找到新的解決方案的,為全球的碳中和做出貢獻。”趙立建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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