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落地將滿一周年 昔日教培人職業發展如何？

一年前還是新東方英語老師的董宇輝肯定無法想象，一年后的自己會以東方甄選直播間主播的身份火出圈。“雙減”政策落地即將滿一周年，這一年間，與學科類教培相關的機構與個人可謂體會良多：企業紛紛收縮、裁員、轉型謀生;曾經的教培老師，有的投身再就業大潮，有的以合規或非合規的身份留下來繼續授課;而對于家長而言，有人終于卸下了被裹挾的壓力，也有人依然無處安放焦慮。一年時間為時尚早，而教育改革從來都是一項系統工程，“雙減”功效，也需用長期視角去觀察。

機構轉型尚難言成果

6月9日，開播后一直不溫不火的新東方東方甄選直播間突然迎來爆發式增長，獨特的雙語帶貨模式吸引了大批用戶關注，不僅帶動公司股價大漲，也讓以董宇輝為代表的前新東方老師、現直播間主播們走紅。此時距離新東方董事長俞敏洪在公開場合宣布進入直播帶貨賽道，已經過去了七個月 。

而直播帶貨，只是行至末路的學科類培訓企業轉型的方向。

2021年7月24日，教育部網站公布了由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雙減”正式落地，對學科類校外培訓作出最強禁令，面向中小學的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不得占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組織學科類培訓，嚴禁超標超前培訓。各項政策紅線下，學科類培訓生存空間迅速萎縮，轉型成為無奈之舉，也是必然選擇。

中國商報記者梳理發現，一年以來，學科類培訓機構的轉型方向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其他沒有受到“雙減”監管的教培細分賽道，如素質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等;二是教育智能硬件、SaaS軟件服務等教育信息化;三是“雙減”后重要性凸顯的課后托管、家庭教育。此外還有直播電商、餐飲等新領域。

轉型方向五花八門，但想要在這些賽道復制K12學科培訓曾經的“吸金”盛景恐怕難以實現。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對中國商報記者分析，轉向素質教育，一方面，新機構的加入必定會帶來更激烈的競爭，另一方面，如果機構按之前“做大”學科類培訓的套路，擴大非學科類培訓市場，刺激家長焦慮引發“內卷”，那么，很有可能會使其步學科類培訓后塵，受到同樣嚴格的監管。

而轉向成人教育、職業教育、托育、課后服務等賽道也各有難度。熊丙奇表示，國家對托育服務和課后服務的定位是普惠性和公益性，培訓機構想要發展做大形成產業并從中獲利的可行性不大;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雖然是政策風險最小的領域，但難度也頗大，原因在于這兩項業務基本圍繞技能培訓、考證展開，社會需求相對有限，而且同樣不乏競爭。

從企業的業績表現來看，“雙減”落地之后，K12學科類教培企業砍掉相關業務進行轉型，營收大幅下滑，但同時也擺脫了此前以“燒錢”換市場的巨額成本負擔，部分企業逐漸呈現出盈利或凈虧損收窄的狀態。

如2022年第一季度，高途實現凈利潤5372萬元，其中成人業務收入環比增長超80%，可比業務(大學生和成人教育、素質教育、職業教育和數字產品)收入同比增速超200%，可比業務現金收入同比增速超40%，在業務轉型后持續兩個季度保持盈利，而2021年同期表現為凈虧損14.259億元;一起教育凈虧損收窄到 2480 萬元，較去年同期的虧損 6.6 億元大幅減少，并且在非公認會計準則(即扣除股權補償費用)的基礎上實現經調整后凈利潤 990 萬元;網易有道的經營性虧損從2021年同期的2.14億元減少至1.25億元，收窄41.6%，有道智能硬件凈收入2.53億元，同比增長25.4%;51Talk總虧損130萬美元，去年同期為6780萬美元，截至2022年3月，開展八個月的海外業務現金流已為正。

不過，從財報表現斷言轉型成果為時尚早。上海國際首席技術官學院特聘實踐教授、南京大學MBA兼職導師馮斌表示，雖然個別公司業績看起來有盈利，但通過壓縮開支等手段實現的，本身不是可持續的模式，還是要看其現金流及主營業務的收入情況，未來兩三年業績持續增長、業務形成剛需、客戶形成相當基數才能稱之為健康。

就連近來靠“雙語直播”成功破圈的東方甄選，也不敢輕言扛起了新東方轉型的大旗。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近日表示，“當然這也可能是一時的熱鬧”，他希望“東方甄選能夠從此打開局面，為新東方的發展，開辟一條全新的道路。”

昔日教培人各尋出路

“雙減”政策之下，學科類培訓機構或是大幅收縮業務，或是干脆退出，與此相隨的，則是大規模離職潮與裁員潮。據統計，全國各地的教育機構達70萬家，受波及的教培行業從業者數量達上百萬。“雙減”一年，這些人的職業發展如何?

中國商報記者聯系到幾位曾經的教培機構從業者，主動或被動離開教培機構后，有人選擇回老家教書，有人考研考公，有人進入新行業從零開始，也有人以“不能見光”的方式留下來操持舊業。

“如果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轉行相對容易，比較難的是我們這種年齡大一些的，三四十歲了不是想轉行就轉得了的。”“雙減”政策實施時，在北京某知名教培機構擔任生物老師的李雯剛生完二胎，打算等孩子大點就出來繼續工作。一直很喜歡老師這一職業的她想繼續從事教職，這一年中也瀏覽過不少相關招聘崗位，但情況并不樂觀，“我發現很多公立學校招聘教師都對年齡有限制，大都要求在30周歲以下，我無法符合這條硬性條件。”李雯告訴記者。

“落差肯定是有的，首先是收入下降，其次小城市的工作節奏與人際關系都跟在北京時大不相同，需要慢慢適應。不過幸運的是，我還能從事教育工作，跟學生們在一起。”去年9月，英語老師張橋從任職的培訓機構離職，響應父母召喚回到家鄉河北保定，應聘到一所私立中學任教。

張橋表示，經歷此次變革讓她對人生規劃有了新想法，“之前一門心思想留在大城市，但有時候加完班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出租屋，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就會變得非常強烈。現在回到家鄉，工作穩定，精神放松，還能經常和父母見面，越發覺得自己需要的就是這種對生活的確定感和安全感。”

2020年大學畢業加入教培行業的趙小季形容自己運氣不好，還未來得及在事業上“大展拳腳”就遭遇行業震動，“雙減”落地之前，感受到“風雨欲來”的他主動離職，經過兩個月求職后進入電商行業，從事運營方面的工作，如今已完全步入正軌。“其實現在想來，上一份工作歷時很短對我來說也有好處，面對事業清零沒有那么多負擔，我身邊那些從業幾年或十幾年的同事就沒那么容易轉身。”趙小季對記者說。

數學培訓老師張潮就屬于趙小季所說的后者中的一員，有五年從業經驗的他在去年8月份被某頭部在線教育機構裁員后，也曾找過一些徹底轉行的工作，但巨大的收入落差讓他無法接受。“付完房租和生活費后差不多又回到剛畢業的狀態，那我在北京就徹底待不下去了。”考慮之下，張潮憑借此前在機構任職時積攢下的家長客源，私下里繼續給有需求的學生補課，由于減少了機構抽成，他在工作強度有所降低的情況下仍能保持與此前基本持平的收入。

不過，通過對今年中考的觀察，張潮也不確定目前的狀態還能維持多久。“今年的中考試卷太簡單了，考生成績普遍偏高，拉不開檔次。其實很多家長選擇讓孩子上補習班的原因就是認為校內教得簡單但考得難，想要在考試中脫穎而出只能超前學、超綱學。如果今后中考難度保持在低位，那校外培訓班的優勢就消失了，家長們也就不會再為孩子花錢補習。”張潮告訴記者，如果淡化中考選拔功能成為改革趨勢，那他很快就“不得不轉行”了。

家長的釋懷與焦慮

當“雙減”風暴給教培行業的企業與人員帶來巨大影響之時，為培訓服務花費真金白銀的家長們也受到波及，一些此前被裹挾著前進的家長終于停下來，開始對自身的教育觀念與方式進行反思。

“‘雙減’一來，我感覺卸掉了一個大包袱。孩子本身就抵觸補課，多次因此跟我吵架，而且從她的成績來看，這么多年的補習可以說是沒起到太大作用。所以在政策的推動下，我自己也想開了，以后不會再給孩子報補習班。”仍有近5萬元補課費未從爆雷培訓機構追回的高二學生家長林女士對記者表示，“雙減”不僅給學生減輕了負擔，也讓她這樣的家長不論在經濟還是精神上都輕松了許多。

林女士坦言，“雙減”后自己查閱了很多相關政策和資料，也進行了反思，“以前熱衷給孩子報補習班，一方面是想提升學習成績，另一方面也是轉嫁焦慮，就好像有那種心理，錢花了、班報了，你再考不好就不是我家長的責任了，其實這是一種認識誤區。”現在女兒面臨高考壓力，林女士更注重的是親子關系調整和孩子的心理疏導。

“我確實因為‘雙減’對校外培訓的治理產生過一些焦慮，通過專家講解我意識到，教育孩子不能短視、功利，家長應該主動去學習科學的育兒方法，將孩子培養成身心健康的人，而不是僅會考高分的學習機器。”參加過社區舉辦的家長學校的小學生家長李女士對記者說道。她表示，作為普通家長，自己無法預判教育改革的方向，唯一能確定的就是盡量用科學方式引導孩子對學習的興趣。

“雖然‘雙減’給我們這樣的培訓老師的工作帶來了很大影響，但不得不承認，它是必要的。有些學生和家長原本并不想補課，是受到了教培機構營造出的教育焦慮的影響才跟風上補習班。”李雯說。

不過，選擇繼續給孩子尋找各種補習渠道的家長也給出了這樣做的理由。“在仍以分數為主要選拔機制的情況下，家長很難做到不關注孩子的成績。課內學的東西都差不多，為了趕超別人或者不落后只能課外學。”“中考普職分流的政策在那擺著，很擔心孩子因為成績不夠好上不了普通高中，一看到孩子成績下降，就想讓他通過補課提升。”目前一對一“家教”和私下“攢班”等違規補習現象的存在，正是這種焦慮的寫照。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中考普職分流政策確實是不少中小學家長教育焦慮的來源。近年來也不斷有教育界人士圍繞“普職分流”提出建議，呼吁取消在中考后即進行普職分流，將分流時間延后至高中教育階段結束，以及呼吁理性推進“普職比”，拒絕“五五分流”一刀切。他們認為，過早分流和評價，容易導致晚熟的孩子遭遇錯誤評判，而有些地方在執行“普職比大體相當”政策中采取“一刀切”“劃線分流”策略，導致中考之難堪比高考，與“雙減”政策導向產生抵減效應。

不過，可喜的是，今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職業教育法對中考后普職分流問題進行了重新規定與表述，“分流”字眼不再，也不再將主要分流時間點放在中考之后，而是“在義務教育后的不同階段因地制宜、統籌推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協調發展。”(文中受訪前教培行業從業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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