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駿詳談轉型金融：明確界定轉型標準，避免“假轉型”出現

近年來，隨著綠色金融的發展，轉型金融也被予以諸多關注。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轉型金融與綠色金融相輔相成，聯系密切，是實現全球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金融工具。日前，在第四屆外灘金融峰會上，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馬駿圍繞《G20轉型金融框架》及其對中國政策和業界綠色金融發展的影響，發表了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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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來，發展轉型金融有其必要性。雖然過去幾年各國在綠色金融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包括中國綠色信貸市場規模已達到20萬億元人民幣，2022年全球綠色債券發行量預計將達1萬億美元，但是這些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資源大部分都投向了純綠項目，基本沒有支持到高碳企業向低碳的轉型，比如煤電、鋼鐵、水泥、有色、造紙、化工、石化等高碳行業。

在當前金融體系下，即使某些高碳主體（企業）有轉型意愿和可行的轉型計劃，也很難獲得轉型所必要的資金支持。“這些高碳行業經濟活動占GDP比重遠遠大于純綠經濟活動占GDP的比重。”馬駿稱，因而為了支持它們轉型，必須要有一套政策框架，引導社會資本，尤其是私營部門的資本來參與到轉型的經濟活動當中，這就是G20為什么要制定轉型金融框架的大背景。

必須明確轉型金融標準

從2022年年初開始，歷時10個月，由中國和美國共同主持的G20可持續金融工作組起草了《G20轉型金融框架》。今年11月，G20巴厘島峰會批準了《2022年G20可持續金融報告》，其中包括《G20轉型金融框架》等重要內容，這是繼2016年G20領導人在杭州峰會上就發展綠色金融達成共識后，首次就發展轉型金融形成國際共識。

從內容上看，《G20轉型金融框架》共22條原則，由五個支柱構成，包括對轉型活動和轉型投資的界定標準、對轉型活動和轉型投資的信息披露、轉型金融工具、激勵政策、公正轉型等。峰會上，馬駿圍繞這五大支柱展開了詳細分析。

在界定標準的制定上，馬駿稱，希望各國家的監管部門，把什么叫轉型活動講清楚。如果不講清楚，很可能會出現“假轉型”。過去在綠色金融當中經常會用“洗綠”、“漂綠”這樣的概念，未來可能經常會聽到“假轉型”的概念。這種情況的發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監管部門沒有明確的標準。“為了避免這一問題，必須要有明確界定轉型活動的標準。”

目前，對轉型活動的界定標準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分類目錄法”（Taxonomy-based）的界定標準，即包含具體活動清單的轉型目錄；另一類是“指導原則法”（Principle-based）的界定標準，即要求轉型活動在原則上符合某些條件（如符合科學碳目標、避免碳鎖定、有透明度、獲得第三方認證等）。

“國際上來看，現在只有一個經濟體有了轉型目錄，就是歐盟。歐盟出了一個《可持續金融分類目錄》，其中有一部分活動貼了一個標簽叫‘轉型活動’，如果把這些貼標的東西拿出來單獨變成一張表格，那就是歐盟的轉型目錄。”馬駿稱。

就國內來看，目前央行正在組織制定鋼鐵、煤電、建筑建材以及農業四大領域的轉型金融標準，之后將根據實際需要，進一步擴大轉型金融標準制定的領域，并適時地把轉型金融的幾大領域標準向社會公布來征求意見。

與此同時，地區和機構層面也進行了諸多嘗試。比如，湖州已從去年年底開始編制地方版的轉型金融目錄，指導地方金融機構參與轉型活動；中國銀行、建設銀行、渣打銀行等也編制了轉型目錄，指導本銀行配置一些轉型金融資源支持轉型活動。

多維度促進轉型金融發展

在信息披露要求方面，馬駿表示，相較于綠色金融，《G20轉型金融框架》對轉型活動的融資主體（企業）在信息披露方面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作為轉型主體，尤其是大中型企業，如果要轉型，要獲得轉型融資，必須要有完整的轉型方案，這也是為了防止“洗綠”或者是“假轉型”。

“如果沒有完整的轉型路徑，可能會出現兩種洗綠的情況。一種是做了一個項目確實減了一點碳，但是同時上了很多更高碳的項目，這種情況必須避免。”馬駿解釋道，另外是上了一個項目減了一些碳，但是減不到零，而且這個項目的生命周期有30或40年，這就把碳鎖定了。所以，如果沒有完整的轉型方案，就可能出現“假綠”或者“假轉型”的情形。

還需注意的是，許多高碳企業已經有很高的資產負債率，或面臨較高的技術風險和操作風險，僅僅依靠債務融資工具，如綠色信貸和綠色債券，不一定能滿足其實施轉型的多元化金融需求。因而發展轉型金融需要更多創新型金融產品，如PE/VC等股權基金投資、混合融資、債轉股、風險緩釋產品、資產支持證券等。

另外，在激勵政策方面，由于許多轉型企業往往被資本市場認為是高風險企業，其比“純綠”企業更難獲得私人資本投資。G20可持續金融工作組認為，應該采取更多的政策措施來激勵私人資本參與轉型投資。“有足夠的激勵機制十分重要。”馬駿強調稱，具體手段有很多種，比如對提供低成本資金、地方政府擔保進行貼息等。

在公正轉型方面，無序轉型，包括“運動式”減碳可能會導致多種負面社會經濟影響，包括高碳行業轉型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規模性失業、社區衰落、能源短缺和通脹等問題。G20可持續金融工作組以緩解對就業的負面影響為例，建議監管部門和投資者可以要求轉型金融涉及的融資主體（企業）提供轉型計劃對就業的影響評估；如果轉型計劃可能對就業產生重要的負面影響，企業應該制定幫助失業員工的技能培訓和再就業計劃，并披露這些計劃；監管部門和投資者可以提出與再就業業績相關的KPI，并將其納入轉型金融產品的設計中。

馬駿表示，金融機構應該指導企業編制科學的轉型計劃，創新轉型金融工具，探索包含公正轉型因素的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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