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平臺經濟的發展不斷受到政府和社會的關注,2021年以來中央及地方政府連續出臺了多項政策,旨在保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規范平臺用工方式,促進平臺企業健康有序發展。國家對平臺經濟的治理也進一步促進了平臺企業自身尋求改善措施,平臺治理從實踐上逐步進入了一個探索“平臺善治”的階段。
善治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平臺企業在調節并改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日常工作環境、安全措施,拓展職業生涯發展的潛力和空間。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健全就業促進機制,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因此,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高質量就業有賴于國家政策的外部壓力效應,進而激發平臺“善治”意識,提升平臺的“善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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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實現“平臺善治”的效果首先需要明確平臺治理的基本思路。一方面,平臺治理手段和方略一定要保持多元化、多層次、多支柱的原則,這樣才能更加符合平臺經濟發展的多主體交互性和平臺發展的動態演變規律。另一方面,平臺經濟的治理應該定位以“善治”為發展方向,依靠政府治理、平臺自治、社會協同的融合,營造一個柔性、理性和可持續的空間,促進平臺在算法設計、商業模式、管理體系、社會責任、社會總體價值創造當中形成“向善”的發展格局。因此,平臺治理的基本思路可以定位在以平臺善治為目標,以黨和政府領導下協同治理為基本方式,以完善政府治理框架、激發平臺企業自驅力為核心措施。
政府治理的框架還要依靠平臺企業作為政府治理的延伸實現“落地”。例如,餓了么送餐平臺繼2021年的“藍騎士節”之后,開啟了平臺善治2.0的模式,從算法和大數據入手,充分利用送餐員的各種數據從多個維度對送餐員的需求進行分析,構建了“藍騎士成長體系”和更加完善的“藍騎士關懷保障體系”。平臺企業根據送餐員生命周期不同階段,將送餐員劃分為三個成長階段,包括新手期、成長期、成熟期,配置不同的成長方案。
美團也在2020年推出了“同舟計劃”,這是外賣配送行業首個關注騎手體驗和生態建設的行動計劃,旨在從傾聽騎手在內的社會各界聲音開始,持續推動改善產品與服務,從工作保障、體驗提升、職業發展、生活關懷四個層面提升騎手體驗與生態建設,讓騎手工作安心,有獲得感和幸福感,進一步實現外賣生態各方共贏。
又如,騰訊在高質量就業上也在發揮其善治的效果。為了發展更多高質量就業的崗位,騰訊依托商業鏈條的數字化整合推進在數字生態中形成一個具有內在聯系的職業生態。這個職業生態的形成在三個方面發揮了作用,包括以生態促進人與工作的適配;以生態促進勞動就業的普惠效應,提升了從業者的職業技能和工作機遇;以生態促進就業可持續性的發展,讓從業者能夠在生態內部實現職業的流動和職位的躍遷。打造職業生態正是平臺企業推進“向善”治理的表現。
再如,順豐一直以來也在堅守“平臺善治”的理念,建立了深度員工參與機制。一方面,順豐暢通線上線下參與通道,開展“3+1服務標準升級”“0拋扔”“助力新員工保有”等活動,引導快遞員參與企業事務建言機制,有效推動公司業務件量提升,主動助力企業發展。另一方面,順豐還創新矛盾糾紛調處機制,圍繞職工利益訴求開展協商對話,努力做到矛盾不上交、糾紛不出站。2021年以來,順豐共處理勞動調解爭議約300起,真正把不和諧因素消除在萌芽狀態。特別是深圳市順豐公司培育了2萬名和諧關系協調員及職工技能提升的教練員,成為企業和諧勞動關系的“潤滑劑”和“穩定器”。
依托對“平臺善治”案例的分析可知,“平臺向善”治理體系中幫助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發展高質量就業是重要的組成部分,進而實現了高質量就業的新探索。其啟示是,平臺企業需要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高質量就業作為發展的目標,構建“向善”的治理體系。這需要從三個角度入手。
第一,綜合業務生態發展邏輯、勞動者需求變化邏輯和政府政策約束邏輯,重塑基于平臺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利益平衡的關系。
首先,平臺應依托自身業務增長的本質需求,密切注意不同類型職業的發展。對于從事技術密集型職業的勞動者應提供更多職業成長和流動的機遇,讓勞動者的技術能力與科技創新發展同頻共振;對于勞動密集型的職業,平臺應不斷更新和完善人性化管理的機制,在平臺工作效率與滿足勞動者需求之間找到平衡點,并能創造更多的勞動者職業上升的渠道。
其次,隨著新業態企業中處于不同行業的勞動者在生命歷程的不同階段都會有心態的變化,特別是步入婚姻和生育階段之后,其家庭責任感會驅使其需求更加穩定的工作狀態。因此,勞動者也需要不斷強化自身的學習,要增強數字意識,提升在數字生態領域工作的能力,這樣才能抓住更多更好的職業躍遷和轉型的機遇。
最后,政府在促進高質量就業工作中,應從政策的層面不斷推進對于穩定且具有活力的新職業的標準認定,充分給予相關人才政策紅利。政府還應該在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保護的問題上,盡快推動各地方政府能夠因地制宜地推動多支柱、多樣化的社保機制,發揮兜底保障功能的職業傷害預防機制,預防勞動爭議爆發的調解機制等。政府應秉承包容審慎地治理、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的原則,激發平臺企業自主“善治”能力,實施政府“善治”的措施,推動高質量就業的總體格局。
第二,建立順應有關新業態制度環境的話語體系、披露機制和效果展現,形成與制度環境的良性互動關系。
平臺企業應該依據現有針對新業態發展的相關政策,建立與政策話語相近的話語體系,逐步形成通過落實政策來關愛勞動者“善治”氛圍。同時,平臺企業需要在不影響商業發展和商業機密的前提下,適當披露平臺在促進勞動者職業發展、提升勞動者職業能力、落實勞動者合法權益、激活勞動者奮斗精神的相關信息,推動平臺“善治”的不斷進步。此外,平臺企業還需要將善治的成果向公眾和社會展示,及時向政府匯報工作效果,以贏得更多平臺“善治”機制發展的制度空間。
第三,建立融合勞動者個體發展與平臺人本管理之間的創新機制,保持這類機制的動態向善發展的活力,讓勞動者充分體驗到平臺職業給予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首先,平臺企業應依托已經建立的平臺與勞動者的溝通機制,進一步擴大平臺勞動者溝通的群體和范圍,提升對勞動者訴求的精準評估機制,為勞動者提供更多表達心聲的渠道。
其次,加強對勞動者工作能力和效率的培訓投入力度,增設工作適應期、技能提升期、職業轉型期的三期空間,為勞動者提供更好的平臺管理服務。
最后,加強幫助勞動者實現高質量就業信息服務,充分利用平臺互聯網信息技術的優勢,為勞動者提供創新性的職業發展規劃和職業流動規劃的服務等。
(作者系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勞動關系與人力資源學院勞動關系系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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